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选取了１８种不同化学物质组合出的大约１０００种化学反应，验证采用深度学习算法的新型机器人系统的能力。

第一次在这房间吃饭，因为没有桌椅，我们拖了三箱书出来，一箱放在中间，当作放菜的桌子，两箱放在旁边，当作吃饭的椅子。如是吃了几顿饭后，我敦促麦子买一张小折叠桌回来，他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气得我短暂离家出走之后（因为怕他担心，不过二十分钟我就自己回来了），发愤在附近小商品市场买回一张八十厘米长的折叠桌子，靠床边放下，另一面加一只塑料方凳，如此有了吃饭的饭桌。加上房门背后地面上放着的电饭锅、电压力锅、电水壶，整个房间里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人转圜。在上篇我提到了伐木工人孩子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孩子有些是生在山上的，而长在山上则是常态，这些孩子的生活状态和村里的同龄人简直是天壤之别。伐木工人的孩子每天跟着父母上山下山，父母干活时他们就在一边玩，身旁是一堆堆的木头，顶着毒辣的太阳，有些孩子甚至不戴帽子，所有的孩子都被晒出黝黑的皮肤，他们住的是木头搭起的十分简陋的帐篷，吃的则是油水不足的食物，而村里的小孩则吃好住好，不用上山去下山来也不用晒日头，干干净净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别更是加深了村里人对伐木工带有偏见的刻板认知和强化了伐木工身上“山”的文化表征。对于这群孩子，村里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固然同情，但仍不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孩子，村里人通常拿他们来作为教训孩子的反面素材。在那段时间里，我听到不少年轻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在教育或者教训他们的孩子或孙子时，总是说：“你看山上那些木佬的侬（孩子的意思），你和他们比不知好多少倍，怎么还不听话”等等，言下之意就是“木佬”们的孩子们很苦，而自己的孩子比他们要优越。还有些村民有时还拿这些孩子开玩笑，说他们长得黑乎乎的，像木炭一样等云云。甚至关于这些孩子还有一些我认为有些离谱的传言，说什么这些孩子才几个月就可以长得和我们村里小孩一两岁大了，或许有说他们身体好的意思在里面，但另一方面无疑体现了村民对于这些孩子的非正常化的认知，非正常化的认知背后显然是一种生活经历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偏见。这种偏见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客之间的往来，在那段时间里我没见过有伐木工人的孩子到过村里，进入过哪家门口，更不用说主客双方的孩子在一起热闹的玩耍了。

房间之外，屋子里其他地方已十分逼仄，一条过道如并联电路般串起厨房、卫生间和两个房间。

半个小时后监区长助理陪着她走出监舍楼，她手里提着二鬼子有夹层藏了金箔的精致皮箱向院门口走来。在阳光下她极为耀眼，款款迈着脚步从我面前经过。当她走到我跟前只有一米时，我仔细地疑视着她的脸，我看到她脸上的皮肤细致而光洁，耳边有一缕柔软的头发下垂并轻微地晃动。她侧头看了我一眼又扭头向前走，一片漫漫的浓香散发在空气中。

为了让母亲回内蒙后也能经常和我们交流，在她回家之前，我们又逼她学会了简单的电脑打字、上网、开博客和视频聊天，还有用数码相机拍照。于是，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在母亲的“临河而居”博客上看到她更新的博文，除了贴上去的自然笔记的图片外，还有她“码”出来的多则几百、少则几十字的小散文，于是，我跟爱人就给母亲起了个励志性的网名：“好学婆婆”。很快，“好学婆婆”发表在博客上的这些图文记录，就为她赢来了许多网友的好评。而她做的自然笔记，不仅上了报纸和杂志，还被收入了《自然笔记——开启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一书。他知道在丘陵地带很难成为大人物，已经两次试图逃走，去了罗比斯镇和加州，既要逃离，又不能走父母安排的道路。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要在丘陵地带干成点事情？那么，当他每天早上穿上工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干不成什么事情的了？过去一年来，他的行为举止中有没有越来越强烈的绝望？他躺在地上的时候说“够了”，是不是可以解读为，不只是对这次舞会的打架的投降，也是对多年来更大的抗争的投降？毕竟，这么久了，他一直想不遵循父母的安排而干成一番大事。谁也说不清，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林登·约翰逊回家的路上和躺在床上想了什么。这一切再也无从得知。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告诉父母，他要去上大学。

王德顺：「要过咱们这样，我让你们重返20岁，重新走一回T台，我打碟给你们放音乐。」